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的文学哲学类的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要大得多。

我的旅途其实就是长期在一个地方的反反复复地重复一些事情，并且要简单，我慢慢不喜欢很多写东西的人都喜欢的突然间很多感触一起涌来，因为我发现不动脑子似乎更加能让人愉快。-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后来我将我出的许多文字作点修改以后出版，销量出奇的好，此时一凡已经是国内知名的星，要见他还得打电话给他经济人，通常的答案是一凡正在忙，过会儿他会转告。后来我打过多次，结果全是这样，终于明白原来一凡的经济人的作用就是在一凡的电话里喊：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而老夏因为是这方面的元老人物，自然受到大家尊敬，很多泡妞无方的家伙觉得有必要利其器，所以纷纷委托老夏买车，老夏基本上每部车收取一千块钱的回扣，在他被开除前一共经手了十部车，赚了一万多，生活滋润，不亦乐乎，并且开始感谢徐小芹的离开，因为此人觉得他已经有了一番事业，比起和徐小芹在一起时候的懵懂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二天，我爬上去北京的慢车，带着很多行李，趴在一个靠窗的桌子上大睡，等我抬头的时候，车已经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