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此后有谁对我说枪骑兵的任何坏处比如说不喜欢它屁股上三角形的灯头上出风口什么的，我都能上去和他决斗，一直到此人看到枪骑兵的屁股觉得顺眼为止。

当年冬天即将春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外面的凉风似乎可以接受，于是蛰居了一个冬天的人群纷纷开始出动，内容不外乎是骑车出游然后半路上给冻回来继续回被窝睡觉。有女朋友的大多选择早上冒着寒风去爬山，然后可以乘机揩油。尤其是那些和女朋友谈过文学理想人生之类东西然后又没有肌肤之亲的家伙，一到早上居然可以丝毫不拖泥带水地起床，然后拖着姑娘去爬山，爬到一半后大家冷得恨不得从山上跳下去，此时那帮男的色相大露，假装温柔地问道：你冷不冷?

老夏目送此人打车离去后，骑上车很兴奋地邀请我坐上来回学校兜风去。我忙说：别，我还是打车回去吧。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我说：搞不出来，我的驾照都还扣在里面呢。

当年冬天即将春天，长时间下雨。重新开始写剧本，并且到了原来的洗头店，发现那个女孩已经不知去向。收养一只狗一只猫，并且常常去花园散步，周末去听人在我旁边的教堂中做礼拜，然后去超市买东西，回去睡觉。